一卡通有助于推進“大部制”改革 開啟“小政府、大社會”時代

　　對話動機

　　近日，“公民信息一卡通”成為公眾關注的熱點。這是4月1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對外公布的《關于加強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的意見》中的一大亮點。

　　意見明確提出，中國將建立以公民身份號碼為唯一代碼、統(tǒng)一共享的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探索建立公民所有信息的一卡通制度。那么，何為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何為公民信息一卡通制度？這一制度的建立對每個公民意味著什么？圍繞這些問題，記者與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太元展開了對話。

　　對話人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　王太元

　　記者　　廉穎婷

　　“公民所有信息”提法不能濫用

　　記者：《關于加強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的意見》提出，中國將建立以公民身份號碼為唯一代碼、統(tǒng)一共享的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探索建立公民所有信息的一卡通制度。簡單的一句話信息量很大，你認為要如何理解“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以及“公民所有信息”？

　　王太元：“公民所有信息”的提法不能濫用。文件所指的，應該是公共服務與社會治理所必須的信息，而不應該包括并非滿足公共需求但卻可以進行商業(yè)交換的信息，更不能包括關涉合法權益而公民不愿意透露的隱私信息；后兩部分未必需要管理，即使需要管理也得立法規(guī)范，籠統(tǒng)提“所有信息”，就沒法“把權力裝進籠子里”了。

　　記者：也就是說，“公民所有信息”不能理解為所有信息，而應是“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所必須信息”？

　　王太元：對，也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理解“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所謂基礎信息，是公共管理各領域普遍必須的前提性信息，比如人的身份、住址、親屬關系等信息，是涉及人的公共管理都必須依據(jù)的信息，是個人信息的源泉與主干，是最基礎的公民信息。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不可能容納全國所有人的“所有信息”，甚至也不應該是全國所有公民的所有公共信息，否則，就不需要叫“基礎信息庫”了。

　　記者：近年來，公民個人信息泄露的問題非常普遍，一卡通的使用如何保護包括公民隱私在內的信息安全？

　　王太元：首先，從立法建制說，公民信息一卡通必須排除非公共管理所必須信息，尤其是非公共管理所必須的隱私信息，不得采集、不得匯總到一卡通和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中去。例如，把公民所有信息都當做公共管理的天然對象，勢必任意擴大信息收集范圍、種類和信息處理、存儲、使用的范圍和途徑，也就很難切實有效保護公民的個人信息安全。其次，對一些泄露出去就會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的公共信息，依照相關法律法規(guī)，公民個人不得拒絕提供，而依法主管部門有權普遍收集、處理和存儲、使用，那就應當從管理技術防范、管理過程控制兩方面加強對這些信息的保密、保安，特別是依法強化對接觸、管理這些信息的公共服務人員和社會管理人員的相關法律責任。第三，要全面提高公民自身的信息安全意識和保護信息安全的能力，同時強化對個人信息管理使用全過程的社會監(jiān)督，進而形成支撐個人信息安全、個人信息維權的良好社會環(huán)境，以防范和減少相關侵權。

　　社會服務和治理亟需“一卡通”

　　記者：有人認為，公民信息一卡通主要用于社保、醫(yī)保等公共服務領域，你認為它與社會治安防控之間有什么關系？

　　王太元：關系太大了，甚至比社保、醫(yī)保領域還大些。按照馬斯諾的理論，安全需求是支撐人們滿足其他需求的前提性需求：醫(yī)保所保護的是人們自身肌體的健康，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保護人們免受他人侵害；社保所保護的是人們的未來發(fā)展，而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所保護的是人們的現(xiàn)實存在。例如，十多年前我曾在一檔電視節(jié)目里探討過老人走失的事情，建議老年人隨身攜帶方便辨認身份、聯(lián)系家屬的證件、卡片，方便他人送歸家庭；再如，拐賣兒童是嚴重犯罪，但我們的居民身份證體系缺乏隨行兒童與攜領者關系的證明；再如，飛機為什么從來都實名購票？一旦發(fā)生事故，如何確認飛機上都有誰，如何善后賠償？知道了這些，你就知道為什么火車也實名售票，也就會理解包括治安防控在內的所有社會服務和社會治理是多么需要“公民信息一卡通”。

　　記者：前一陣，“該怎么證明我媽是我媽”的討論，反映了大家很反感“證明”過多過濫的現(xiàn)狀，公民信息一卡通能解決這些問題嗎？

　　王太元：這件事正好說明公民信息一卡通的必要性，也證明只有全面實施這類制度，才能切實減少乃至消除這類“管理擾民”的問題。術業(yè)有專攻，公共服務的個性化，需要專業(yè)化；工作有分工，精細化管理不能繁文縟節(jié)，但確實也需要相應的依據(jù)；分工越來越細，管理越來越規(guī)范，需要的證明本來就該越來越多，問題就來了。這個矛盾怎么解決？以前我們不斷地精簡機構，認為機構少了、部門少了，這類證明可能就少了，其實是“路子不對，努力白費”；反過來，如果我們一方面立法限制證明的濫用，一方面整合可用來證明的信息，同時把公民個人分散零星提供證明變成由公共管理部門統(tǒng)一提供證明，不就可以解決這類“證明難題”了嗎？今后，“證明我媽是我媽”在戶籍登記時完成，其他機構直接向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核實，不再煩擾你，證明漫天飛、甚至為開證明而賄賂管理者的事情，自然就沒了。

　　信息整合將推進社會治理機制

　　記者：有評論認為，公民信息一卡通，最難的不是技術支撐而是利益調整。這真是推行這一制度的根本難題嗎？該如何解決？

　　王太元：對這個問題，我有相近但不相同的看法：推行公民信息一卡通制度，技術支撐與保障，確實不是太大問題，而通過信息整合推進社會治理機制整合乃至體制變革，才是這一工作的重點和難點所在，也是這項工作的重大長遠社會意義所在。我認為，相關工作機制整合、管理體制變革本身，是問題的焦點和工作的重點，而不是一些人所說的“利益調整”，把社會變革中不可避免的機制整合、體制變革簡單歸結為“利益調整”，甚至偏頗地歸結為“部門利益之爭”，是不全面、不嚴謹?shù)?，也是有害無益的，需要加以澄清和防范。

　　記者：你所說的“從信息整合走向機制整合乃至體制變革”，能不能講得更具體一些？

　　王太元：社會活動、社會交往日益活躍，社會服務、社會治理日益精細，一方面是公民需要證明自身身份、提供相關信息的場合勢必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是管理方需要依法收集、存留、運用相關信息的場合也越來越多。在現(xiàn)行的分散、孤立管理的機制、體制條件下，這兩個越來越多的必然趨勢，既極大增加了公眾辦事的難度，也極大增加了諸多管理部門的工作量和復雜程度。

　　既然不能不要這些信息，那么，解決讓公眾與管理方雙方都為難的諸多問題，就只能從信息整合入手，以公民信息一卡通和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為抓手，運用網絡技術、信息科學實現(xiàn)這些信息在技術層面的整合。這需要做大量而細致的工作，但本身難度并不大。

　　信息整合之后，我們應當思考的是，既然這些信息可以通過網絡技術和信息科學系統(tǒng)整合、高度共享，又何必讓公眾繼續(xù)在原有各管理部門之間奔來忙去地填報、提供這些信息呢？為什么不在相對集約的少數(shù)場合全面、系統(tǒng)地收集這些信息，從而極大減輕公民的“跑步運動”呢？伴隨信息整合而來的，必然是各項公共服務、公共管理的辦事程序的整合，也就是人口基礎信息收集、處理工作機制的整合。只有這樣，才能實現(xiàn)“一事不再理，一錯不再罰”，才能節(jié)省公眾時間、精力和社會財力、物力，才能既強化管理、又便民利民。

　　伴隨著信息整合、相關工作機制整合的，必然是部門林立、機構重疊的現(xiàn)行社會治理體制的深化改革，必然是相關、相近部門和機構的融合、合并，必然是“大部制”行政改革的全面推進。也只有這樣，提倡了30年的“小政府，大社會”的現(xiàn)代社會治理、國家治理體系才可能真正科學、高效地建立起來。